“燃志之师”张伯苓:“中国不亡吾辈在!”②_新闻频道_中国青年

2018-09-20 23:07

叶胜舟

  校训:允公允能  日新月异 

  “唯公故能化私、化散”,“唯能故能去愚、去弱” 

  胡适曾称赞,“南开学校之所以能蓬勃发展,主要是由于张伯苓的卓越领导”,张伯苓是“中国现代教育的一位创造者”(胡适《教育家张伯苓》)。张伯苓首创公能教育,确立的南开校训“允公允能,日新月异”,“是张伯苓教育思想的大成”(龚克《学习和继承张伯苓先生的爱国精神》)。 

  南开校训源于中国两部古籍。“允文允武,昭假列祖”,语出《诗经?鲁颂?泮水》,张伯苓引申为“允公允能”。“苟日新,日日新,又日新”,语出《礼记?大学》,南开1919年校歌中有“月异日新”,张伯苓引申为“日新月异”。两句组合成南开校训。 

  1934年10月17日,南开大、中、女、小四部举行建校三十周年庆祝会。张伯苓宣布,南开以“允公允能,日新月异”为校训,并多次对校训作出权威的阐述。 

  “能”的意思,就是对于身体的锻炼与知识的培植;“公”的意思,就是为公众,摒除自私自利。(张伯苓《在昆明校友分会欢迎会上的讲话》,1939年3月25日)他在一次全校学生集会上明确说,“允公是大公,而不是小公,小公只不过是本位主义而已,算不得什么公了”;“允能者,是要作到最能,要建设现代化国家,要有现代化的科学能。”(梁吉生《漫话南开校训》) 

  1942年4月,张伯苓向重庆南开中学学生解释操场石阶草坪上“日新月异”的涵义,“这四个字是说每个人要接受新事物,而且能成为新事物的创始者,不但赶上新时代,而且还要走在时代的前列,这是南开精神……”。 

  在《今后南开的使命》中,他曾认为,中国的积弱积贫,根源在于“个人没有能力,所以一切不能与外人并驾齐驱。”后来发现,“中国至深之病”,不是个人能力不足,而在中国人的自私心太重,“向公家添煤添油的人太少,揩油的人太多”,人各为己,缺乏合作精神,所以“人民虽众,只是一盘散沙”。 

  在《对于南开校友的展望──燃起了复兴民族之火》中,他比较中国与日本的差距,“东邻的日本,无论工业、武备,没有一样不现代化,真令人佩服!”“我们中国的民气,消沉、颓唐,这真是朽老民族的特征。”“希望我们南开的校友一齐燃烧起来,做事‘不自私’、‘肯为公’、‘持之以诚’、‘继之以勇’,个人成功,社会蒙庥!” 

  在《四十年南开学校之回顾》中,他称南开办学目的“旨在痛矫时弊,育才救国”,深刻分析“中华民族之大病,约有五端”,即:愚、弱、贫、散、私。他认为“私是五大魔之首”,“‘自私’实在是中国民族一种最大的劣根性”,因为“能使你忘了民族,忘了国家;它能使你灭掉良心,抛弃人格”。而“允公允能,足以治民族之大病,造建国之人才”;“唯公故能化私、化散,爱护团体,有为公牺牲之精神”;“唯能故能去愚、去弱,团结合作,有为公服务之能力。”创办南开的“消极目的,在矫正上述民族五病;其积极目的,为培育救国建国人才,以雪国耻,以图自强。” 

  在《〈中国之命运〉与南开之教育》中,他说,“教育目标,在‘救国救民’;教育方针,在‘允公允能’。‘公’以化私、化贪、化小;‘能’以去贫、去弱、去愚。希望人人皆是德、智、体、群四育平均发展之国民,人人皆有国家至上,民族至上,牺牲小我,服务社会之德。” 

  在《留日南开同学欢迎会演说》中,他勉励南开学生,“诸事可变,南开精神不可变,一致为公,始终不渝”;“将来作事能以南开精神成功者,即‘为公’二字,为人须志其大,何患于冻馁。” 

  公能教育不是“空中楼阁”,在南开有坚实的“五根支柱”,即张伯苓倡导培养学生成才的五项教育训练:重视体育、提倡科学、团体组织、道德训练、培养救国力量。他阐释这五项基础训练“以‘公能’二字为依归,目的在培养学生爱国爱群之公德,与夫服务社会之能力”;而“‘公能’校训,必赖此基本训练,方得实现。分之为五项训练,合之则‘公能’二义。” 

  张伯苓率先垂范,践行公能教育、公益教育理念。他爱国,以致成为日寇的眼中钉、肉中刺,必欲先除掉他和南开而后快;他清廉,募捐巨款办学,两袖清风,以“不爱钱的教育家”著称。 

  他从不浪费,从不讲排场,公干能省就省。去北京常坐三等车厢,常住前门外施家胡同的小旅馆,因为便宜,一天一元。随身必带两大“独门暗器”:一盒臭虫药,因为旅馆内的卫生堪忧,臭虫太多;一包茶叶,因为旅馆内的茶叶实在太劣,难以泡茶。学生们深情回忆:“这一包茶叶是张先生唯一的奢侈品。” 

  他在南开长年没有四轮专用汽车,只有两轮人力车充当“公务车”,而且非他专用,校内教职员工如有需要,均可使用。有几个调皮的同学将人力车后挡板弄坏了,他不肯更换新车,仍然凑合着用。天津市内开会,他常步行。一次散会时,服务员问他车号多少,他随口答:“11号。”服务员找来找去没发现l1号车,等他走远了,才醒悟“11号”就是两条腿步行的意思。 

  他不沾烟酒,不打麻将。婚后曾对夫人说“教育清苦事业,所入无多,当量入以为出,家中事悉以累汝”,因此不聘请仆役。 

  他不谋私利,将南开的经费完全公开,经年账目全部放置于图书馆内,谁都可以去查。解放后,他决定将“重庆的南开中学、小学、幼儿园献给国家”时,指定刘兆吉清产造册,处理上交事宜,“几年后,经过三反五反,证实了南开没有贪污事端。”(刘兆吉《我心目中的张校长》)

  他不蓄私产,无一间房、无一亩地。常说:“我用不着钱,我有这么多学生了,这都是我的儿女,将来我老了,这些学生们谁都能养活我。”又说:“我不给孩子们留钱,钱多了,他们就会产生依赖的心,不想做事了,反倒害了他们,我给他们留下德行,够他们一辈子用不尽的。”(张锡祚《先父张伯苓先生传略》,第94页)病逝后,亲人在他衣兜里找出七元四角(乘电车零钱)和两张过期戏票。物质“遗产”极寒酸,留下的“南开”系名校,却泽被无数青年。 

  他长期拿单薪、低薪。尽管在南开身兼数职,他只领一份校长工资。南开建校之初,“张校长每月工资40元,仅为同时期大学校长平均月薪的1/9,处于全国大学校长最低薪金。”(梁吉生《张伯苓的大学理念》)从1908年8月始,他拿120元月薪十几年未变,收入低、任务重、干活好,校董会过意不去,一致赞成:“校长薪金太廉,应由大学部月出津贴加入十一年(注:1922年)预算。”(南开大学档案馆《南开大学校董会纪录》) 

  他的家境并不宽裕,却宽厚善待学生和职员。一人薪水养一家六人,大儿子留学美国;三儿子患肺病要治疗和营养;小儿子个子最高,喜欢踢球,每年常有几个月穿着露脚趾头的鞋子上学。他又好客,家中客人多,来了总要留饭。南开中学薪金涨到180银元,他将南开大学开给他的薪水存在学校里,专用于给毕业生作保的赔偿费。有公司邀请他任董事,有时送些车马费,他常常分送给南开老职员。说:“他们做职员的工资低,对学校负的责任重,而又忠心,家庭负担重。”(张锡祚《先父张伯苓先生传略》,第94页) 

  他在南开中学后面的住宅简陋,就是3间普通民房,位于羊皮市场。却建了环境优雅、设施齐全、宽敞舒适的“百树村”,用于教工宿舍。一次,张学良慕名来访,汽车七拐八拐,没找到“校长公寓”。最后好不容易在那条晒满羊皮、散发恶臭的小路上找到“校长陋室”。事后张学良惊叹:“偌大大学校长居此陋室,非为始料,令人敬佩!” 

   张伯苓对自己很“抠门”,对设施、人才却豪爽。1929年建的范孙(注:严修字)楼是专为理科教学用的实验楼,设备一流,在当时全国中学稀有。南开中学成立之初,数学、物理、化学、生物以及世界史等课程,用的是原版英文教材,教师用英语直接授课,使学生得以掌握前沿科学知识,从中受到严格的科学训练。 

  “大学最要者,即良教师。”他注重教育质量,建立一支学识渊博的教师队伍,罗常培、老舍、范文澜等都是南开中学的教师。1915年受张伯苓之聘任教的章辑五,主掌南开体育二十年,晚年回忆老校长“能知人、能用人、体贴人、宽容人”(章辑五《怀念南开与张伯苓先生》)。 

  南开虽是私立大学,经费筹集极其不易,但他努力用合适的薪水聘请一流教师。1924年,南开大学评议会议决教师薪金标准为:正教授月薪240-330元,副教授160-240元,助教60-150元。南开中学教薪金也不低,老舍刚来任教国文,月薪50银元。当时在北京,可以让四口之家维持一个月的生活。(张锡祚《先父张伯苓先生传略》) 

  1927年6月,南京国民政府成立,最高教育行政机构大学院《大学教员资格条例》所附“大学教员薪俸表”规定:教授最低月薪为400元,但南开教师的薪金远远低于这一标准。(侯杰、李净?《南开学校创校校长张伯苓的中国梦》)教师薪水固然没有清华、北大高,依然群贤毕至、冠盖云集。 

  全校教师中80%是从美国留学归来的青年才俊,其中获硕士、博士学位的就有28人(陈建强《“公能校训”的“济世情怀”》)。因为南开有个和清华、北大一样卓越的校长,他坚持“苦不能苦了学生,穷不能穷了教师”的原则,用魅力留人、事业留人、感情留人,最后才是待遇留人。他以非凡的人格魅力弥补这个待遇的差距,使教师有宾至如归的感觉,吸纳一批顶尖教授聚集在南开。 

   南开大学1919年初创时仅4名教师,30年代初基本稳定在40人左右,到1936年专任教师扩充到85人(包括兼职),满足了教学的需求。黄钰生对南开大学的教师评价是,“不敢说好,然而‘真、勤、正’这三个字总还当得起。他们没有兼差,他们都是对于学问有兴趣而情愿教学的人。” 

  他热情洋溢,平易近人,对人对事总是阳光温暖,富有感染力。他说:“世间没有十全的人,我们用人,要尽量发展他的长处,避免他的短处”;“如果我们对人处处吹毛求疵,世间将无可用之人。”留学美国的何廉有感于他的诚意,1926年受聘于南开,月薪仅180元。暨南大学以月薪300元聘,何没去。 

  他尊师重教,既关心教师的学术提升,也关心教师的生活条件。他想方设法为有潜力的教师提供深造机会,例如用美国洛氏基金派化学系杨石先教授去美国留学,杨获博士学位后,谢绝德国的高薪聘请,重返南开任教,成为南开大学理学院的奠基人之一。(侯杰、秦方《“南开之父”张伯苓》) 

  每位新教师到校,总要举行欢迎茶话会,并由学校拨给一间宿舍,里面各种家具用品一应俱全,每天还派专人清扫,让人产生到家的感觉。他常常巡视校园,有时也到教师家中坐坐,检查方式很“另类”。柳无忌在《巍巍乎吾南开大校长张伯苓》中回忆,“他对我的太太大加夸奖,因为在客厅内他摸摸在沙发旁的电灯罩子,发现上面并没有丝毫灰尘。”    

   南开大学创立后本着“文以治国,理以强国,商以富国”的办学理念,设立文、理、商三科。南开虽小,师资实力雄厚,部分学科直接与国际前沿接轨。 

  在文科领域,有教授历史学的蒋廷黼、人类学的李济、哲学的汤用彤、政治学的徐谟和萧公权、政治历史的余文灿、心理学的黄钰生、英文的梅光迪和司徒月兰等;在理科领域,有教授化学的邱宗岳和杨石先、数学的姜立夫、物理的饶毓泰、地学的竺可桢等;在商科领域,有教授经济统计的何廉和丁佶、经济学的萧遽和李卓敏、经济研究所的方显廷和陈序经、商学的唐文恺;还有教务长、教育心理学专家凌冰等人。 

  培养的学生中,清华校长梅贻琦、数学家陈省身、物理学家吴大猷、核物理学家朱光亚和周光召、气象学家叶笃正、社会学家陶孟和、地学家刘东生、戏剧家曹禺、政治家周恩来等,更是南开教育成功的典范。 

  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吴大猷称赞,“南开大学实有极高的成就。”并有一番中肯的评论和解释:“南开在声望、规模、待遇不如其他大学的情形下,藉伯苓识才之能,聘用年轻学者,予以研教环境,使其继续成长,卒有大成,这是较一所学校藉已建立之声望、设备及高薪延聘已有声望的人为‘难能可贵’得多了。前者是培育人才,后者是延揽现成的人才。” 

   蒋廷黻教授回忆,“我在南开教了6年,对张的种种已经深知。由于明了他的为人,所以就更崇敬他。他的伟大并非因为他是校长或者圣人,而是因为他很有人情味。”(《蒋廷黻回忆录》,岳麓书社2003年版,第92页) 

   这种“人情味”展示在关怀人才、关怀弱势中。所有教育大家的共性都是求贤若渴、爱才如命,尤其乐于援助优秀的贫困学生,张伯苓也不例外。 

  王守媛是南开一个品学兼优的女生,大二时患严重肺病,被迫休学。因继母对她不好,全家迁往北京,将她一人丢在天津。抗战胜利后,她寄居在外祖母家,病情日渐严重。她的同窗好友王文田时任南开大学部训导长,无意中向老校长述说她的不幸遭遇。张获悉后马上对王文田说:“你不用管了,我每月帮她30元钱。”说着,当场就给王文田30元,让王文田给王守媛送去,并说:“你告诉守媛,好好安心养病,我每月一定照付她生活费。” 一直到1948年12月王守媛病故,这种资助从没间断。(张宝敏《近代教育家的光辉典范──张伯苓》) 

  这种“人情味”也展示在开明、前卫的理念中。以男女平等为例,他称“女子为国民之母”(梁吉生、张兰普《张伯苓画传》,第108页),反对女子缠足,反对女子沦为娼妓,提倡男女婚姻自主,妹妹就是自由恋爱和结婚,而且婚礼简约。1920年,南开大学成立第二年就开放女禁,成为继北大当年首开女禁后,全国第二所招收女生的大学。1923年,他节省其母丧葬费1000多元,创办南开女子中学,为更多女生走出家门、接受教育、独立自主创造条件。 

  柳无忌是柳亚子之子,1932年获耶鲁大学博士学位,归国后来南开执教。他曾撰文回忆:“抵沪上父母亲家中时,南开的聘书已在等待着。那里已有好几位得到耶鲁博士学位的教授,如与我同时毕业的杨石先与张纯明,较前的还有何廉与方显庭。我参加他们的阵营,作为一支生力军,试为南开开拓一座新的园地。” 

  张伯苓给柳无忌的第一印象,“是他那魁梧的身体,像泰山般屹立在陈设简朴的校长办公室内。”张校长的魁梧、简朴、魄力与毅力虽然值得赞扬,还不是他最服的。“最使我敬佩的,是他那远大的眼光、正确的判断力,与为百年树人所做的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,是当时任何教育家或政治家所不及的。”(柳无忌《巍巍乎吾南开大校长张伯苓》)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   1948年,中央研究院选出首届院士81人,其中9人出身南开(高巍翔《张伯苓的德育观与国民性改造》)。据中国科学院院士、南开大学教授申泮文统计,南开大学和南开中学毕业生中,不仅有共和国总理等国家领导人,还有名作家、名医生、名大学校长,仅中国科学院、中国工程院院士就超过百人。 

  张伯苓不盲目攀比,不贪大求全,量力招生,不滥招、不敛财,公开提出办学“三不”主张,客观诠释他的人格和南开的“校格”:一曰不偏──坚持正确的办学方向;二曰不私──清廉为本,以诚立世,不以学校为致富的门径,不以办学为进身之阶;三曰不假──不自吹自擂,不虚假招摇,真诚办学,不欺学生,不欺社会。(张宝敏《近代教育家的光辉典范──张伯苓》) 

  张伯苓有个口头禅:“干、干、干”!颇能体现他的风格,而且是“苦干、硬干、拼命干,带几分‘傻气’地干”(龚克《在纪念张伯苓先生诞辰14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》)。他有强烈的爱国情怀和使命感、责任感,迎难而上,历经坎坷,毫不气馁,终于干出一片新天地,干出一个“南开系”,干出桃李满天下。  

  1934年,他在南开秋季始业式上演说,“国难日深。所可幸者,国人已知回头,向我们这边来了。都要苦干,穷干,硬干。”他常训导学生要“干、干、干”,提出“凡事必须亲自动手实干,才能懂,才能会,才能精”。(张锡祚《张伯苓与南开大学》) 

  他以自己经历解释:“我是一个学海军的,对于教育本是外行,因为有志于教育,所以才研究教育、办教育,干中再学,学了再干,尽毕生精力,干!干!干!今天已由一个外行变成为一个内行了。”(张锡祚《先父张伯苓先生传略》,第32页) 

  1939年1月10日,周恩来应邀出席南开校友总会在重庆举行的聚餐会,发表即席讲话:“南开传统的精神为抗日与民主,为苦干、实干与穷干……望各校友发扬此种可贵的南开精神,为抗战建国而努力。” 

  南开注重公平,入学极严,来念书必须凭真本事考进来。因募捐办学经费的需要,凭关系入学的也有,视条件作为“旁听生”试读,学宿费加倍。试读一年,考试及格后可转为正式生;不及格的重新交费续读,甚至有直接淘汰。 

  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的儿子在重庆南开中学念书,就因多门功课不及格,按校规令其退学。虽有不少人来说情,张伯苓和重庆南开校长喻传鉴坚决顶住。(汪乾祥辑录《南开柱石,“公能”楷模──杰出的爱国教育家喻传鉴先生事迹剪辑》) 

  南开中学的生源几乎来自中产之家,官二代、富二代很多,但绝少纨绔。“衣着言行一如常人,毫无骄气,内中颇不乏学术、事业、科学方面的成名者”,“固与家教有关,主要还应归功于南开优良的学风和传统。”(何炳棣《读史阅世六十年》,第47页) 

  所有的“贵族子弟” 在校园中,没有任何特殊待遇。在张伯苓眼里,都是他的学生,没有贵族与平民之分,他甚至不承认南开是一所贵族学校:“吾尝闻人谓本校为贵胄学校,此语诚非过当。”南开校友茅于轼在自传《无悔的历程》中回忆:“政府大官的子女在学校里面也是完全平等的,都要凭本事考进去的。……一些大官的子女当时我们也并不知道,到了毕业以后才慢慢听别人说起。学校从不趋炎附势, 学校里绝对没有任何特权的气氛。” 

  南开日常考试严格,没有任何通融。1920至1930年代,“每年都有相当数量的学生补考或受到处分。如1923年第2学期,学生各门考试完全及格者,只占全校学生总数的42%;1930年第2学期,学生各门考试完全及格者,只占全校学生总数的50%。”(宋秋蓉《私立时期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公共精神的研究》)   

     张伯苓的办学理念和管理风格,很快获得社会的广泛认同,赢得“得入南开,便可放心”的口碑。很多名人愿意把孩子送进南开学校,“黎元洪、段祺瑞、梁启超、熊希龄、冯玉祥、沈钧儒、叶圣陶、陶行知、邹韬奋、张学良、翁文灏、朱家骅、冰心等,都先后把自己的子弟送到南开读书。”(梁吉生、张兰普《张伯苓画传》,第36页)。 

      胡适也认同南开的教育质量,对“五四”后的北大有所失望。据他1922年10月19日的日记,当天上午,黄炎培来到胡适在济南的寓所,谈及北大“讲义费风潮”时失望地说:“我们信仰一个学校的表示,是要看我们肯把自己的子弟送进去。现在我有子弟,决不向北大送。”胡适答:“老实说,我自己有子弟,也不往北大送,都叫他们上南开去了。”(《胡适全集》,第29卷第799页) 

      梁启超曾称赞南开中学,“校风之佳,不仅国内周知。即外人来参观者,亦莫不称许。”(南开中学官网《天津市南开中学简介》)据罗隆基回忆,他在清华读书时,一位美国女教师曾经向她的中国学生们郑重说道:“你们将来都得学南开学校的张伯苓。假使中国多有几个张伯苓。中国一定会强的!”(张晓唯《外国人评说张伯苓》) 

  民国初年,曾任哈佛大学校长40年(1869-1909)之久的伊利奥博士参观南开中学时,就高度赞扬张伯苓的办学精神及已有成果。“以致南开的声名不久即远播大洋彼岸,引起美国教育界、教会以及洛氏基金团等的注意,4934家中宝心水论坛。”(何炳棣《读史阅世六十年》,第39-40页)。 

  抗战前,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和东北官员莫德惠闲谈孩子教育,加拉罕说:“听说在你们中国的天津,有一个南开学校,办的很好,你为什么不送你的孩子们到那里去上学呀?”张伯苓对三子锡祚提及此事时,脸带微笑说:“你看!不管我的奋斗是多么艰难,但是到处都有着我的知音人啊!”(张锡祚《先父张伯苓先生传略》) 

  经严格训练的南开学生,有独特气质,有独特“味道”。即使不穿校服,仅凭姿态、仪容与神气,在任何场合都如鹤立鸡群,让人一看就知道那是“南开的”。南开校友、历史学家何炳棣曾用一个法文单词“chic”(音译歧克,含义为时髦、漂亮、潇洒、高雅等),形容南开风格,而且认为“30年代的南开中学是全国‘chic’的先驱和标准”,对俚语可能有所贡献。例如形容潇洒的“帅”,形容某方面出色、身体特别强健的“棒”,这两字极可能起源于南开中学。(何炳棣《读史阅世六十年》,第47-48页)。 

  张伯苓本人非常注重仪表,希冀南开学子从最基本的日常生活起居做起,焕发精神。一屋不扫,何以扫天下?一衣不整,何以拯天下?南开校规明确规定:“体态松懈,言语蛮横,奇装异服,光彩华丽,凡一切惹人注目之行为装饰,皆行禁绝。”(《南开周刊》,第1卷) 

  他订立的四十字镜箴,又称《容止格言》。由南开学校创始人之一严修书写:“面必净,发必理,衣必整,纽必结。头容正,肩容平,胸容宽,背容直。气象勿傲、勿暴、勿怠。颜色宜和、宜静、宜庄。”(《南开四十年校庆纪念特刊》)在“南开系”各校中的知名度和影响力,仅次于“允公允能,日新月异”的校训。 

   南开在重要通道处都设有大镜子,镌刻这段镜箴,要求南开学子注意整洁的仪容仪表、平和的修身养性、蓬勃的精神状态,逐渐内化为自觉的言行举止。第一个镜箴竖立的具体位置在南开中学东楼中的过道左侧(一说校门入口处一侧)。 

  晚清时期,中国人被视为“东亚病夫”,国民精神萎靡、衣冠不整。军队士兵常随身携带“两枪”:一为步枪,一为烟枪。南开的人格教育和道德训练,就从基本品德、基本价值观起步,从日常举止的点滴行为起步。南开学生熟悉张校长这段风趣的话:“人可以有霉运,不可以有霉相!越是倒霉,越要面净发理,衣整鞋洁,让人一看就有清新、明爽、舒服的感觉,霉运很快可以好转。”  

  镜箴不仅对南开学子影响深远,而且美名也是传播国外。1916年,学生周恩来在南开校报上发表一则通讯:“我校事务室前所悬之大镜及上列格言,原为资警励全校师生之用。前次美人白崔克博士Dr. Buttrick来校参观时,睹之甚以为善。今格瑞里先生Mr. Greene致函校长索斯镜之撮影,并请将格言译作英文,同行寄去以为纪念,藉俟归美时,公之彼邦人士。”(《南开校风》,第26期) 

  时至今日,“容止格言镜箴”依然挂在南开宿舍楼、教学楼、实验室等多个建筑的大厅处,彰显南开独特的文化底蕴、历史传承和价值取向,成为南开学生受益终身的“精神富矿”。 

  每逢开学,南开新生们集体诵读镜箴,通常成为保留节目。例如,2014年,南开大学电子信息与光学工程学院开学典礼上,200多名新生高声齐诵“容止格言”并行“鞠躬礼”以谢父母养育之恩,现场很多学生和家长感动得落泪(马超《“公能”基因在南开代代相承》)。 

  笔者检索南开新闻网相关通稿,2015年9月19日、2016年9月17日、2017年9月16日,南开大学分别举行2015级、2016级、2017级新生开学典礼,皆有诵读“容止格言”的议程。在两位新生代表的提议下,“全体新生现场庄严朗读‘容止格言’,留下青春誓言”;“全体新生齐声诵读南开‘容止格言’,誓从仪容举止做起,从最基本的生活起居做起,外修于行,内修于心,滋养不骄不躁、庄敬自强的精神气色。” 

  1936年10月15日,美国高等教育三百周年纪念会在纽约州立大学举行。爱因斯坦发表演说《论教育》,其中有句名言:“如果一个人忘掉了他在学校所学到的每一样东西,那么留下来的就是教育。”南开校训的“公能教育”,实质是训练学生的责任和能力,启蒙公民的基本素质。既融入中国传统文化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,又融入西方现代公民的综合素质训练,促进学生德智体群“四育”的全面发展。 

  南开的“公能校训”给予南开人巨大的精神力量,跨越时空、跨越政歧。南开校友、哲学家黄?森认为张伯苓的“公能”思想,“体现了现代素质教育的精髓,抓住了教育的本质。”南开校友、中国科学院院士、2003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刘东生说,“这个校训是跨越时空,经得起历史考验的育人箴言,过一百年一千年也不会失真。”南开校友、国务院时任总理温家宝说:“我想起我的母校南开中学。这所学校培养出68位院士和各方面的杰出人才,‘允公允能,日新月异’的校训一直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。” 

  2015年10月17日,全国政协常委、张伯苓嫡孙张元龙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认为,张伯苓提出的“允公允能”,“这对当时的中国就是一次启蒙运动”,“南开教育最重要的焦点就是公与私的正确认识。”直到今天,“公”、“能”二字仍被认为是南开特有的DNA。(未完待续) 

  链接:“燃志之师”张伯苓:“中国不亡吾辈在!”①